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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0年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，北京通往天津坎坷不平的土路上，一辆旧式带篷骡车缓缓行进。车里坐着两位乘客。一位约30岁，戴一副金丝边眼镜，一身皮袍，手提包里装着账本，俨然一个年前外出收账的账房先生。另一位约40岁，长袍外套着一件棉背心，一顶毡帽低低地压在头上，看上去像个土财主。但这两位并不是普通乘客，他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两个领军人物：李大钊和陈独秀。

时人曾这样形容这两位风云人物：北大红楼两巨人，纷传北李与南陈，孤松独秀如椽笔，日月双悬照古今。北李南陈，两大星辰；茫茫黑夜，吾辈仰辰。

但这两位思想文化名流此次出行，如此的装扮，却是为了掩护陈独秀安全离京。

“思想界的明星”

事情起于陈独秀被捕。

1919年6月9日，在五四运动高潮阶段，陈独秀起草了《北京市民宣言》，提出包括取消两次对日签约在内的五项要求。宣言表示：“倘政府不顾和平，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，我等学生、商人、劳工、军人等，惟有直接行动，以图根本之改造。”宣言印成传单，群众“读后大声叫好，拍手欢呼”，北洋政府却大为恐慌，视之为“扔炸弹”，严命警察署迅速捉拿印发传单之人。6月11日晚，陈独秀到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，甫到新世界，就引起了暗探的注意与跟踪。当晚，陈独秀被警察拘捕，住处也被连夜查抄。

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在学生界、知识界引起极大震动。13日，北京《晨报》最先披露了这一消息。随后，全国各大报纸相继报道评论。各地函电交驰，社会团体、学者名流、学生等纷纷行动，他们强烈谴责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，一致要求政府当局立即释放陈独秀。

《国民日报》指出，当此“人心浮动之时，政府苟有悔祸之诚心，不应对国内最负盛名之新派学者，加以摧残，而惹起不幸之纠葛也”。

《申报》指出，北洋政府“利用黑暗势力，以摧毁学术思想之自由”，已经酿起学潮，如今又逮捕陈独秀，“乃又扬煽其波，激之使动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是诚何心耶？”

毛泽东在《湘江评论》创刊号上发表了《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》一文，推崇陈独秀是“思想界的明星”，言：“陈君之被逮，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，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，使他越发光辉远大。……我祝陈君万岁！我祝陈君至高至坚的精神万岁！”

李达在《民国日报》也发表《陈独秀与新思想》一文，他说：“陈先生捕了去，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敬意。一、敬他是一个拼命‘鼓吹新思想’的人。二、敬他是一个很‘为了主义肯吃苦’的人。”“捕去的陈先生，是一个‘肉体的’陈先生，并不是‘精神的’陈先生，‘肉体的’陈先生可以捕得的，‘精神的’陈先生是不可捕得的。”

北京政府原以为逮捕了陈独秀，便可以遏制新思想、新文化的传播，便可以压抑风起云涌的反帝爱国运动，不料，陈独秀虽然失去自由，但得到了更多人的理解、支持和声援，并因此而名声大噪，成为妇孺皆知的新派领袖人物。

9月16日，在社会各界的积极营救和强大的舆论压力下，北京当局不得不退让。警察厅同意陈独秀以胃病为由，“准予保释”，但出狱后“仍应按豫戒法第3条4款施以豫戒”，不得擅自离开北京，不得从事政治活动，并由“巡官等随时视察按月呈报”，“免其再有越轨行为”。

陈独秀获释出狱后，北大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。李大钊兴奋地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白话诗《欢迎独秀出狱》：

你今出狱了，我们很欢喜！他们的强权和威力，终竟战不胜真理。什么监狱什么死，都不能屈服了你；因为你拥护真理，所以真理拥护你。

……

你今出狱了，我们很欢喜！有许多的好青年，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：“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，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。”他们都入了监狱，监狱便成了研究室；你便久住在监狱里，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。

[摘编自《日出东方——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》人民出版社邵维正/主编]

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》（下）见《钣金与制作》2021年第7期